作者：爱德华·罗尔波

肖希明节译自1946年3月2日《密勒氏评论》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4月6日转载）

在这个小城市里，有一个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它招生的速率大概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它的学生的半数，是在短短的一个月中间招收的，而招收另一半学生时，平均每天总是二十个人报名入学。至于入学的资格，只要对于解放区民主政府目前及将来的经济、政治各种改革抱有研究的诚意就行。这所大学名为“建设大学”，它的主要宗旨在于教育各阶层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民，好在通常叫做“共产党的中国”过生活。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试图给那些从国民党地区过来的好奇的人们解答问题。这些人来这里，只是为了听听课，然后就又各自回去。学生的来去都是自愿的，而且在这里可以随便说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规定。

校长彭康说：这里的学生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另外还有民主同盟和无党派的人。教职员六十名，最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并不完全都是。教员的主要条件，除了大学程度之外，就是在中共解放的地区有相当的经历，熟悉民主政府的政纲和原则。

当了七年囚徒的校长

大多数教员都是几年来熟知中共斗争情形的人。彭校长本人曾积极参加过这些斗争，和这所非凡的学校有关而同样非凡的一件事，就是这位校长曾经是被处以七年徒刑的阶下囚。彭校长原籍江西，求学于日本帝国大学，1927年学成回国。当时国共内战已使国家分裂。在他确知民主事业属于共产党方面之后，就在上海从事政治著作，由此而知名全国。但三年之后被国民党投诸狱中，监禁于苏州、上海凡七年。1937年中日战争之初，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大声疾呼，要求团结，要求释放政治犯，彭康才得获释。其后不久，他就到当时刚在安徽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工作。在抗战的后一时期又任职于新四军江北司令部。去年四月建设大学成立，他被任为校长。

该校教职员中间，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不仅他一个人而已。此外胡考是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知名于欧洲，美国的《亚细亚》杂志也常予转载。章枚自1940年以来便为人民作曲，且为人民所爱唱。另有一位教员曾在法国和美国的伊奥华州与耶鲁留学。除彭康外，还有一位日本留学生。其他人员大都在平、沪、广州等地大学得有学者的称誉。

工人当了学生

学生里面，只有一部分可与沿海各大城市和北平学校里的学生相比。这种学生里面有的是圣约翰大学生、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或肄业生。但是别的与之同等的学生，却是来自附近的农村和上海纺织厂和机械作坊的男女青年。虽然这所大学的历史很短而且有好些班次时间也短，彭校长还是能够大致不差的指出这两类学生的前途。他说：工人学成之后，绝大多数还是会回上海去的。因为日本投降以后，好些工业没有开工，好些工人失业。他们因此趁这个空闲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看看新四军地区，同时也可以借此找到饭吃，因为这里的学生膳宿和一切学习用品，都由学校供给，甚至还有供给衣服铺盖的。学校并发给全体学生津贴，数目和彭校长、新四军陈毅军长领的津贴一样，都是每月七块钱。

工人中间也有不是为了好奇，而是抱着更坚强的动机到这里来的。上海收复之后，这些工人原想在上海组织工会，但遭国民党的反对，于是他们愤慨而来这里。八年来被日本鬼子当半奴隶看待已经够受了，但是中国政府的那种冷酷和压迫，却使他们无法忍受下去。他们听说这个地方对于劳动的待遇好，现在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他们愿意留下来做工作。

自由而且公开的讨论

在和工人出身的学生自由相处中间，以前在正式学校里念书的那些学生，就从工人自己口里听到了有关工人的经济政治问题。几乎每天都举行公开的讨论会，会上工人、学生都无拘束的发表意见。有些时候还举行全校学生参加的大讨论会。谈到最近一次讨论会，彭校长说：“学生讨论了好些与我们的信仰相反的意见，但是我们没有反对也没有制止他们。我们相信为了让一切意见都公开的说出来，并在公开的讨论中加以研究，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七年的监禁并没有改变彭康的信念，就是说不管国民党用种种方法对付他，他总是相信对于国民党的思想不必加以压制。...

五种普修课程

五门普修课程：财政、文化、群众运动、行政学和治安学。五门中的三门具有明显的直接的政治意义。“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觉得新来的人都应该到大学里来，至少学一门简明的功课。解放区的理论与实际和中央政府地区方面的差别实在太多了，使任何从外边来的人，要是不经一些直接而明确的讲解，就无从去比较和理解他们。

学生学习时间的长短主要视他本人而定。学过三个半月之后，他可以跟着小组到别的一些乡镇，去看看在大学里所学的各种原理已被用于实际的情形。参观回来，他可以自行选择一种职业，工作几个月然后回学校去再受业务上的训练。如果他无须再受训练，如果他修毕第一次短期课程之后，已经有足够的基本教育，使他立即能够担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留在那个职位上而不回来。如果他愿意再受训练，只要他要求就可学习另一门课目。

理论以实际为基础

这种上课和工作交相替换的制度，正好说明学校工作计划上两条重要原则中的一条。按校长的解释，以这条原则规定，理论应以实际为基础。大学所用的课本，充满了几年来中共在它所控制的地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史实。课本的作者，根据过去的成功和错误而得出关于将来的理论基础。可是，他们不愿意学生们只靠念念书就信奉他们的理论，因此又特别派学生出去亲自看看在实行减租而又保证交租之后主佣双方都更加愉快的情形；到出纳员跟前去看看农村信用合作小组所需要的适当款额；到编辑先生跟前看看言论自由的情形。彭校长的第二条原则，就是学习自由。在他的课程里面，没有任何的禁忌，而对于任何问题都有充分的兴趣，可以使学习和讨论不受限制。

简单刻苦的生活

大学生的生活对于城市里的学生来说是相当刻苦的。他们过去的生活总比睡草铺穿棉衣服要阔绰些，偶然也有学生认为这里的生活太苦，那么他们可以自由的回家去。教员们说，这是很偶然的。他们的说法似乎是可靠的，因当地政府各部门里都有大批的学生，他们在四五年以前离开上海，一直就在这里安心工作，现在都没有回去的念头了。当然，我谈过话的学生，对于这里斯巴达式的生活，都是毫不畏怯的。他们有些来自南京，有的来自上海，他们出身于各种学校，从中学以至上海的大学。他们说：他们本来就不打算生活得舒适，他们只希望找机会参加建设新的民主的中国，生活是不舒适的，然而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机会，他们是很满意的。

上海的情形就是典型

有些学校比如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们组织了抗议团体，但是参加的人都给开除了，不知说了多少令人难堪的奉承话，才让复学。曾在圣约翰大学参加过抗议，才来这里不久的一位女学生告诉我：她很久以前本就想到共产党的地区来，这次开除只是使她提早一些罢了。她说：“我唯一的罪名，就是当选为学生代表。他们后来允许我回学校去，但有些倾向国民党的学生知道我的情形，回去是不安全的。不论怎么样，我爱好文学，而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却不让我们研究现实主义，在这里我倒能直接去研究它了”。据福建某大学毕业的学生说，那位女生恐怕会因信仰而被迫害，这是有根据的。他告诉我，他大学的一些同学曾被戴笠的特务拘禁在集中营里，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戴笠的特务经常在大学里活动。

正如彭校长说过的，工人因为在外面挨饿，所以不得不来。四个曾挨饿的工人告诉我说，在日本底下生活很坏，但还可以耐受，可是在国民党底下却无法生活，因为既找不到工作又没有救济。向国民党官员请求救助，但结果是一场威胁，说所有在日本工厂做过工的人都要受惩处。有的被捕入狱，被施以日本式的酷刑，逼他们承认自己是被人收买的捣乱分子或者是共产党人。

访问的反而被访问

当我访问学生的时候，他们反过来问我。这可说明这个大学的气氛。虽然工人提的问题不如学生提的深刻，但都是有同样的信念，中心想知道，为什么美国某些人要帮助企图消灭他们认为是中国唯一的民主主义的那种力量。这就是学生所提的问题的实质，虽然他们也谈到“外交政策”和“势力范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