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华岗：一个大写的人――深切怀念华岗校长
2018年5月17日，是华岗含冤逝世的第46个纪念日。作为一个普通的山大人，我正在撰写《试论华岗的五四运动研究》，作为对华岗盛年早逝的纪念，并以此文表达对老校长无尽的怀念。
当我1956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时候，华岗校长蒙冤入狱已整整一年了。我虽然未能亲炙校长教诲而引为终生遗憾，却有幸在山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之后在校长手创的《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二十年，耳闻目睹诸多师友对老校长生平事迹的感人缅怀。
著名中共党史权威专家廖盖隆在《华岗述评――向阳著〈华岗传>序言》中说：“华岗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华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四个历史时期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头6年在高等教育岗位上的重大贡献，将永远记载在历史上；他留下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以及他在冤狱中写成的哲学著作《美学论要》《规律论》等几百万字的论著，将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这个崇高的评价，华岗校长是当之无愧的。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0年，华岗校长以优异成绩考入衢州浙江省第八师范学校。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席卷全国。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新思想。1924年2月，他转入由国民党左派人士经亨颐任校长的宁波浙江第四中学高中部学习，改名华少锋。他除努力学习功课外，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与爱国政治活动，经常在《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恽代英1924年5月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的讨论――答华少锋、若兰两君》一文中说：“我们必需要有一个积极的改造政治经济的党。中国既必需要这样的党，我们须设法使他产生出来才是。”是年秋，华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冬，出任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全国革命高潮，在宁波激起了巨大浪潮，22岁的华岗成为宁波革命运动的主要骨干和领导人之一。他因积极参加革命运动而被宁波四中开除。从此，年轻的华岗离开学校成为职业革命家。是年8月，团中央派华岗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9月，华岗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兼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1928年2月，调任天津共青团顺直省委书记，领导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与陕北等地团的工作。4月，返上海，乘船经东北去莫斯科，作为团中央的代表，参加中共六大，并参加大会宣传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和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工作。6月26日，讨论瞿秋白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时，华岗作了大会发言。7月15日，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负责筹备、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随后，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0年夏，华岗调离团中央，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从此华岗就专做党的工作。8月，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成立长江局，并与湖北省委合并，成立总行委，他是七名总行委委员之一。李立三“左”倾路线被纠正之后，总行委被调回上海，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组织和领导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的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反蒋抗日的文章。此后不久，华岗作为中央巡视员被派到北方工作。是年9月，他被中央委任为中共满洲特委书记，在前往东北经青岛时被捕。无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刑讯逼供，他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皮货商人，先后在济南看守所与武汉反省分院达五年之久，受尽了折磨。在狱中，他还不忘组织难友进行对敌斗争。1937年10月，经董必武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华岗与任作民胜利出狱。出狱后，华岗即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编辑和《群众》周刊编辑。1938年11月王明回国，随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华岗施加迫害。据石西民回忆，华岗早在1938年初，就对他说过：“王明那一套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希望，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华岗反对王明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王明启事”“陈绍禹启事”，招致王明的极度嫉恨。于是王明对华岗在《新华日报》的工作百般挑剔和指责，强行组织对华岗的批判会，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直批判到华岗吐血昏倒为止。武汉失守时，长江局又派华岗赴重庆筹办《新华日报》。皖南事变后，1941年3月，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派他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去西康雅安，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为首领的川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42年4月，完成任务自雅安回重庆参加整风运动。南方局的整风学习由周恩来、董必武负责的学委会领导，华岗任学委会委员。1943年春，南方局派华岗去昆明，以中央南方局驻龙云处代表身份，做地方实力派、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工作。华岗通过民盟的罗隆基与龙云见面会谈。通过会谈，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及对时局的看法。华岗向龙云讲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醒他保持经济实力，防范国民党进驻云南的军队，以免发生不测。对于这些建议，龙云深表赞同。龙云提出要中共在他那里设立一个秘密电台，以便更好地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还邀请华岗搬到昆明市里住，以便有事时联系，交换意见。还主动向华岗提出：“我看到你们的宣传品，是油印的，内容很好，技术太差，如你们要出宣传品，可以换个印刷机关给你们印，不受检查。”华岗对龙云的统战工作十分成功。
在昆明，华岗还与周新民一起倡导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把昆明一大批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团结起来。研究会每周开一次讨论会，每次讨论一个主题。由一位学者做学术报告，然后大家讨论。时事报告则主要由华岗讲《新民主主义论》和解放区概况。研究会持续了近两年，成为当时昆明知识界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
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期间，华岗回到重庆，任中共谈判代表团顾问，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上海。华岗随周恩来到上海，任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国共谈判最终破裂后，1947年3月7日，华岗随董必武撤回延安。3月26日，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开会，决定毛泽东等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共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华岗等撤出延安途中曾按周恩来指示总结10年来在蒋管区开展城市工作的经验，后与何其芳等被派往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工作。一次，因骑马行军不幸摔伤，致脑震荡、肠出血，先后到天津、上海、香港治病，并参加香港工委的工作。1949年8月下旬，华岗结束在香港的治疗和工作到青岛。1950年4月23日，任山东大学首届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2月27日，教育部任命华岗为山东大学校长。
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华岗研究历史，研究哲学，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其目的是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了这个目的，华岗在紧张的革命活动中，以惊人的毅力和刻苦精神，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学习文化，研究学术，从高中没有毕业的学生成长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在短短60多年的人生中，有22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情况下，竟然给我们留下了四五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大革命失败后，1930年，华岗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12月底，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病倒了，年仅27岁的华岗不得不离开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的岗位，休息几个月。他就是利用短短几个月的养病时间，完成了根据党中央的文件和中央一些负责人的文章以及他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编著而成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的写作。1931年7月在鲁迅帮助下，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30年代日本曾出版日文版。
1939年9月以后，由于遭受王明的排斥打击，被撤消《新华日报》总编辑职务，而且不分配工作，致华岗肺部出血又病倒了。他只好到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办公所在地附近的重庆赖家桥，租一间房子，一边养病一边写书，靠自己的稿费维持生活。从1939年到1940年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华岗病中著述的黄金时期，发表了近100万字的论著，除政治和学术论文外，还有《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等专著。
1939年“9月15日，写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章绪论。10月1日，又以惊人速度写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1卷，很快又完成第2卷。”1940年8月，所著《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出版时，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共2卷。原计划出3卷，后因工作关系，第3卷抗日战争部分未能完成。该书刚一出版，就在全国广受欢迎，数年间印刷8次之多。《社会发展史纲》1940年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后，也大受欢迎，一年内重印2次，修订1次。
1945年1月，所著《苏联外交政策史论》一书，由昆明康宁书店的云风出版社出版。1950年4月，此书的增订本，改名为《苏联外交史》，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
新中国无产阶级新型大学的掌门人
华岗出任山东大学首届校务委员会主任与新中国建国后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的时候，正是全中国全面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时候，也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刚建立的新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文化大转型的时候。在这个文化大转型中，大学，作为国家的教育、学术文化机关，既有自己被新文化型铸，同时又身负推动国家文化大转型的双重光荣任务。作为久经革命斗争锻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华岗，出任无产阶级新型大学的掌门人，对于建设新型大学、推动国家的文化转型的双重历史性重任，有着高度的自觉与自信。在革命斗争中，当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的发表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确立的时候，华岗就自觉地学习、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政治界、学术界宣讲《新民主主义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5月5日，在香港《群众周刊》第3卷第19期发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年9月23日，在《胶东日报》发表《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任务》，充分表现出他积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性。
华岗校长在主政山东大学近6年的时间里做了彪炳山大史册、令山大人难以忘怀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设政治大课，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帮助山大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政治大课有一个工作组，负责记录与讲后整理发表，还有一位秘书，负责报告前的发布通知、场地安排与报告后收集各单位讨论意见。政治大课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月到1952年9月，主要讲《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偏重于政治理论、世界观、立场观点方面；第二阶段，从1952年9月到1955年，主要讲《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偏重于思想教育与认识论方法方面。政治大课秘书孙思白教授回忆说：“听课的人，不仅有本校师生，也有外单位的人结队前来，校园里常常挤满了车辆和人群。开始在小礼堂，后来大多数在文学馆后一个广场上，每次听众总有三四千人，真是极一时之盛。……华岗讲课，理论的阐发与现实思想结合得好，再加上他那流畅的口才，确实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所讲的一切，我不敢说无半点失误，但就当时渴望学习的人说，都感到满足。从而对刚刚迈入新时代的师生们的觉悟的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华岗通过政治大课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与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广大师生，使许多老教授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建设新学科作出了贡献。
第二件，创刊《文史哲》，促进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促进新学科建设。
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前，1949年5月5日，华岗在香港《群众周刊》第3卷19期发表的《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任务》一文中，就十分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科学各个新学科的任务。华岗明确提出了以服务于生产建设这个中心逐步建设新中国自己的新社会科学（当时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人文科学的称谓，当时所谓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任务。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以后，1951年5月，由他提议、主持、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并亲自兼杂志社社长。“每篇文章他都亲自审定，通读一遍。每次开常务编委会前，都听取对稿件初审的汇报，同时他对送审的稿件都提出修改意见；为了赶上出版时间，他往往连夜突击改稿。”他鼓励山大文科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唯心史观，联系自己学术思想，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他“提出一个编辑原则：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外，还带头为《文史哲》写文章。“从总第一期到总第三十五期，他发表了近40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历史实际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史哲》的创刊，正是适应了当时全国繁荣学术和创建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需要。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这样评价《文史哲》的创刊，他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和研究，为国家多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种成就的标尺。山东大学创办的《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群起仿效。”《文史哲》的创刊，对于推动新中国建国初期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山东大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建设，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文史哲》从1954年7月起，用18期连载的方式，将一级教授陆侃如、冯沅君伉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改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推向学术界，被学界认为，“这是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萧涤非教授的《杜甫研究》（上卷）出版前，也于1955年起在《文史哲》上连载，山大杜诗研究的权威地位一举奠定。更为重要的是，主要以《文史哲》为阵地开展起来、席卷全国学术界的关于《红楼梦》和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大讨论，把山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推上全国人文学术的中心与学术前沿，成为全国高校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系科。杨向奎教授、童书业教授是推动古史分期讨论的两位主要学者。对于新中国建国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五大问题），山大历史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历史系八大教授（均为三级教授）之一的赵俪生教授对其中的三朵都有很大贡献：王仲荦教授积极参加《文史哲》发动的中国古代史分期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客观上刺激了文献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本来资料最为贫乏和寡缺的先秦、秦汉史，却率先得到最为清晰、精细、深入的清理，这一切不能不归于‘古史分期问题’论战”。历史系八大教授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赵俪生、王仲荦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被誉为“八马同槽”的历史佳话。
华岗校长不仅是识才、爱才的伯乐，而且是护才的典范。为保护知识分子，他多次冒政治风险，在政治运动中，保护老教授顺利过关。1952年3月，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教授调来历史系任教。三反、五反运动时，齐鲁大学以其政治和经济上有问题为由，来人要求将其带回原单位审查。华岗校长坚决反对。他对来人说：“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都在共产党领导下，执行的都是共产党的政策。张维华是山东大学的教授，请你们将材料转来，山东大学党委保证按党的政策处理，不必多此一举。”1952年反“托匪”斗争时，华岗校长坚决不同意讲“托匪”，主张只讲“托派”，并把已定为“托匪分子”的葛懋春分配到《文史哲》杂志社工作。
第三件，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突出特色建设，创建山东大学校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
解放初，在“一边倒”的政治环境下，全国高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经过院系调整的山东大学元气大伤，“原有的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和政治系（包括哲学、政治、经济三个专业）、艺术系等均被迁出，从一个文、理、工、医、农、艺术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仅有文、理两类的苏联式综合大学，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某些学科尤其是文史两系却也增加了优势，教师队伍实力大增，为文史见长特色的形式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山东大学办成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大学？华岗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从学校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办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华岗作为山东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对两位非党员的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十分尊重，十分信任，实行分管校长负责制，使他们有职有权。在学校领导层，形成强大的合力，有力地推动学校发展。1952年11月，他会同两位副校长提出，要把山东大学建成有自己的学科重点、有自己个性的大学。他们一致认为中文、历史两系师资阵容整齐，水平较高，教学与科研都已打开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可以作为学校的重点学科，优先发展。仅仅半年以后，1953年5月，高教部就指示各高校，研究并确定本校的重点学科与发展方向，6月底上报高教部。华岗校长召开两次专门会议，研究确定：汉语言文学、历史、海洋生物、动物胚胎、植物、物理六个专业为重点发展学科。山大的学科规划蓝图因特色鲜明受到高教部表扬。在这个规划引领下，50年代的山东大学“文史见长，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鲜明特色最终形成，在全国重点大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年的海洋生物、海洋物理等学科，改革开放以后已发展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的中国海洋大学。
1955年8月25日，正当华岗校长领导山东大学这所新型大学蒸蒸日上、大展宏图的时候，突遭飞来横祸，被以“反革命”的罪行逮捕入狱。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对高等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大学校长，在监狱里被关押17年，1972年5月17日，含冤逝世。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虽然在华岗去世8年之后，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党籍。但是，由此造成的对国家的损失，对山东大学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
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一方面，做到美之极致，也许并不十分难；可是，如果要求在人生的所有方面：人品、事业、学问等方面都达到美之极致，则难矣哉！而华岗做到了。大哉！华岗：一个大写的人！在一切善良人的心中，在全体山大人的心中，华岗并没有死，华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山大人的心中，与日月同辉！
文章发表于2018年4月25日《山东大学报》第11期
